\n'); } function setFlash(){ var myFlshObj = document.myFlash; var photoAlbum=document.getElementById('photoAlbum'); if(photoAlbum&&myFlshObj){ var awidth=0; awidth=parseInt(photoAlbum.offsetWidth); if(awidth<260) myFlshObj.height='150px'; if(awidth>=260 && awidth<350) myFlshObj.height='240px'; if(awidth>=350 && awidth<370) myFlshObj.height='305px'; if(awidth>=370 && awidth<550) myFlshObj.height='320px'; if(awidth>=550 && awidth<730) myFlshObj.height='455px'; if(awidth>=730) myFlshObj.height='590px'; } } function setAlbumUrl(name){ albumTypename=name; setFlash(); myFlash_DoFSCommand(null,"test"); } function showLoginWindow(ev){ var obj = document.getElementById("pop-login"); if(document.all){ obj.style.top = ev.clientY +'px'; obj.style.left = ev.clientX - 272 +'px'; } else{ obj.style.top = ev.pageY +'px'; obj.style.left = ev.pageX - 272 +'px' } obj.style.display ="block"; document.getElementById("pop-user-name").focus(); } function hideLoginWindow(){ document.getElementById("pop-login").style.display ="none"; } var blogID=getBlogID(); var UserName = ""; if(blogID!=null){ var tmpUserName=blogID.split("."); UserName=tmpUserName[0]; } function resize(obj){ if(window.event.srcElement.tagName == 'A'){ return; } obj.parentNode.childNodes[1].style.display = obj.parentNode.childNodes[1].style.display=='none' ? 'block': 'none'; obj.parentNode.childNodes[2].style.display = obj.parentNode.childNodes[2].style.display=='none' ? 'block': 'none'; } function tab(event){ var evt = (document.all)?window.event:event; if(evt.keyCode == 9){ document.getElementById("pop-password").focus();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evt.keyCode; } } function tab1(event){ var evt = (document.all)?window.event:event; if(evt.keyCode == 9){ document.getElementById("save").focus();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evt.keyCode; } } function tabTrack(event) { var evt = (document.all)?window.event:event; if(evt.keyCode == 9){ document.getElementById("pop-password-track").focus();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evt.keyCode; } }
关于信任社会学的研究
日历
日志索引
统计
统计中,请等候...
统计中,请等候...
我的聊天室
我的音频
日志
当一个人因着某种特定的机缘而“大彻大悟”,他的生活会完全改观;当一个人因着某种特定的机缘而“豁然开朗”,他的生命会彻底转到另一个方向。
文/张耀南
赖梅尔,英国雀巢公司生产部经理,32岁,年薪45万英镑。不久前辞去雀巢公司的工作,卖掉汽车,卖掉位于英国萨里郡价值250万英镑的豪宅,嫁给斐济土著。住草屋,食野果,用树枝刷牙,以大地当床……此事在广大“白领”阶层,引起轩然大波。
这事所以能成一大新闻,恐怕就因赖梅尔此举是个急刹车急转弯,超出了广大“白领”的心理承受“底线”。此种急刹车与急转弯于现代人是件新鲜事,却不知在中国的禅宗里,早已盛行。禅师们把这叫作“豁然开朗”“向上一着”,或者“桶底脱落”:悬在头顶的一桶凉水,猛然间浇到你的头上。
赖梅尔式的人物据说已渐渐多起来,如“自我失踪,从头再来”之类,已愈演愈烈,差不多已形成某种“赖梅尔现象”了。对“赖梅尔现象”的解读,版本也越来越多。有人解读成对“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的厌倦和对“原始的简朴生活”的向往;有人解读成“放弃大都会的一切奔向爱”,说他们的爱情“或许真的可以地老天荒”;有人解读成“爱情生活资本论”,说“除了当白领,我们还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等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各种解读或许都说得通。本人由于常读禅宗,解读角度稍有不同:本人读“赖梅尔”,首先想到的就是“禅师”。
禅师最为津津乐道的,是“棒喝截流”四字:“德山棒”“临济喝”,合称“棒喝”;“香象过河,截流而过”,简称“截流”。棒喝也好,截流也好,就是叫你猛然间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脱离惯常的思维模式,以上达“豁然开朗”之境。“德山棒”的发明者德山禅师(公元782~865),得道之前是一个“精研律乘”的大师,很是看不惯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那一套,愤然去南方“扫荡”禅宗。走到湖南澧阳,向路边老太婆买“点心”,老太婆就拿德山禅师最为精通的《金刚经》问他:“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师父点的是那个心?”德山哑口无言,回答不上。于是放弃“扫荡”禅宗的念头,转而去请教当地有名的龙潭崇信禅师。龙潭很长时间不搭理他,德山甚觉无聊。又到一个漆黑的夜晚,龙潭催德山回家歇息,德山说“外面黑”,龙潭于是点一盏油灯给他。德山刚要接灯,龙潭一口将灯吹灭。德山于是“大悟”,毅然决然地把平日所藏之书付之一炬,感叹“穷诸玄辨,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随后开法常德德山,以“行棒”扬名天下,用“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之方法引导众生“大彻大悟”。
人要“大彻大悟”“豁然开朗”,需要一定的机缘。德山的机缘是龙潭在漆黑的夜晚吹灭那盏油灯,从而突然间领悟到人内心的那一点“灵明”;赖梅尔的机缘是环球旅行来到斐济的奥瓦劳岛,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于是德山截断众流,彻底告别过去的生活;赖梅尔亦是截断众流,斩钉截铁地和自己原来的“高薪厚禄”、汽车豪宅告别。
在所有的机缘中,有一个根本的机缘,那就是“死亡”。当我们把“死亡”设定为一个根本坐标,去解读人生时,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执著是可以不必的,有很多的追求是可以放弃的。在“死亡”的机缘之下,一个人会很容易地从追求生活的“质”转向寻求生活的“量”。为什么?就因为“死亡”会告诉你,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在有限的人生中,根本不可能达到那个最高的“质”。年薪45万英镑,“质”够高了,但更高的还在后头;开着豪车住着豪宅,“质”够高了,但那是以牺牲健康以“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换来的。“质”没有限度。有“白领”说等自己攒够了20万或者50万,就离开“该死的写字楼”,“卸下繁华的都市生活”,丢掉闹钟让自己能每天“睡到自然醒来”。这是多好的一个理想!可惜忘却了“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的古老格言。攒到了20万或者50万就“洗手”,那是自我安慰,那是白日梦语。除非你碰到一个机缘,比如一场几乎致命的车祸,你的眼光几乎不可能从“质”的追求上移开。
关键是这个机缘要早点出现,越早重新开始的机会就越多。很多人临死之前才“大彻大悟”,那时已经来不及,只能等到来世了。寻求生活的“量”要尽早动手:一辈子住在繁华都市的人,永远不可能领会没有电灯的生活,现在不妨去试一试。一辈子大权在握的人,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求告无门”,现在不妨去试一试。一辈子穷得没有衣穿的人,永远搞不清什么叫作“挥金如土”,现在不妨去试一试。“量”上的生活是无限的丰富多彩,每一种都值得用“整整一生”去体验。而我们却只有“一生”,只有“一辈子”。我们得了繁华,就丢了偏远;得了权势,就丢了无告;得了贫穷,就丢了“纸醉金迷”。每一种生活都应该去尝试,一个有“慧根”的人,不应该太久地停留在一种生活状态中。因为太久了,那是亏待我们的生命。“截断众流”,就是叫我们不断地告别过去,又不断地面向未来。未来不可知,但每一个有“慧根”的人,总要有直面这“不可知”的勇气。
“死亡”的坐标把人生规定为“过客人生”。“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我们都是这地球上的“匆匆过客”,除了胸中的一点“灵明”,除了“头上星空”与“他乡云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恒。听从心灵的召唤,不断地出“沉沦”而入“澄明”,那才是人生的“惟一”。“过客”没有“故乡”,没有“家园”,他在旅途中。他不要太多的财富,只要够用的盘缠;他不要华丽的衣装,只要能蔽体御寒;他不要太重的行李,必须轻装上路;……“过客”总要不断地前行,永远地前行。名与利,权与势,等等等等,那是太重的“拖累”,于他未必是一种幸福。
当一个人因着某种特定的机缘而“大彻大悟”,觉着自己不过是宇宙中“匆匆过客”,他的生活会完全改观;当一个人因着某种特定的机缘而“豁然开朗”,觉着此生不过就是“一辈子”,人生不过就是“过客人生”,他的生命会彻底转到另一个方向。这是我们面对“生命”,要想到的。我们未必都能够做到像赖梅尔那样;但我们心灵的某一个角落,总该把那一点“灵明”装下吧?——那是生命的一盏“油灯”,要为我们照亮黑暗中前行的路
诺贝尔有多少钱?
经索尔曼等人数年在多国之间来回奔波,终于在1900年对诺贝尔遗产的清理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遗产变换为现金的总额33,233,792瑞典克朗,约为920万美元。
每项诺贝尔将有多少钱?
按章程规定,获奖者每年除了可以获得当年颁发的那份数额可观的奖金之外,还可以获得一枚金质奖章和一份获奖证书。由于诺贝尔基金的主要基金每年是变化的,其基金所得纯收入也就每年有所不同,因此每年的每项奖金数额也就各不相同。例如,1901年第一次颁奖时,每项奖金的数额约为15万瑞典克朗,约合4.2万美元。此后,由于在债券、股票、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获利,诺贝尔基金不断增值积累,其奖金金额也在逐年增长。80年代之后,每项奖金的数额增加到100多万瑞典克朗。到了90年代,每项奖金数额又有较大增长。例如,1993年每项奖金为670万瑞典克朗,当年的这一数额约合84万美元。又如,1996年的每项奖金已增加到740万瑞典克朗,当年的这一数额约合112万美元。
谁两次获得过诺贝尔奖?
1 波兰裔法国女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因发现放射性物质和发现并提炼出镭和钋荣获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1911年的化学奖;
2 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因发明世界上第一支晶体管和提出超导微观理论分获1956和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3 美国化学家鲍林因为将量子力学应用于化学领域并阐明了化学键的本质、并致力于核武器的国际控制并发起反对核实验运动而荣获1954年的化学奖和1962年的和平奖;
4 英国生物化学家桑格由于发现胰岛素分子结构和确定核酸的碱基排列顺序及结构而分获1958和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获奖需要多长时间?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为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几年,更有可能是几十年。
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ad_dst = ad_dst+1;> 将此利息划分为五等份,分配如下:
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
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
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
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5人委员会颁发。
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
这是我惟一存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从遗嘱中,我们不会看到任何的歧视,也就是说给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美国占世界不到5%的人口,但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却占到了70%,这公平吗?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诺贝尔奖的评奖原则,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按照评奖会主席埃斯普马克的说法,评选主要根据这样及格原则:1、授给文学上的先驱者和创新者;2、授给不太知名、但确有成绩的优秀作家,通过授奖给他而使之成名;3、授给名气很大、同时也颇有成就的大作家,同时也兼顾到国别和地区的分布。有人对于一些评奖的潜规则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比如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总结出三条提高获得诺奖概率的秘诀:足够长寿;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有过教职;最好是英美人士。
其实在诺贝尔奖之初就存在着各种争论:
有人说,诺奖的评比往往带有国家、民族、地区偏见,或者为了平衡将奖项发给并不突出的学者,因此中国没必要太在意这个奖的得与失。对此,杨建邺说,诺贝尔奖从它在1901年颁发开始,就一直有公平问题的争论。例如,俄罗斯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文学奖,让全世界惊讶万分。再例如,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光子论,直到1922年才获得(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中就有许多由于偏见带来的不公正。
其实对于阻碍获得诺贝尔奖的因素,最为主要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和经费问题,杨振宁造就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说明,在这里,我们应该摆正心态,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搞学术,别想其它的方式硬要获得这个诺贝尔奖!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我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国有企业为什么倾向于负债融资;第二,国企在经营过程中,为什么负债率逐渐提高。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用了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这也是我今天主要的演讲内容。此外还要讲一下这个模型的扩展,以及跟张维迎和马捷所做模型的比较。在模型的扩展中,我引入了软预算约束来看模型的均衡点会发生什么变化。
二、文章的假设
1 一开始企业的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即企业的投资总量是不变的,所以负债一旦决定,企业的资本结构也确定了;
2 两个厂商的双头博弈,他们在产品市场上相互竞争;
3 博弈的决策时序问题,企业先进行融资决策,再进行产出决策,最后引入一个随机变量,它反映的是企业的经营风险,随机变量实际看是虚拟的自然;
4 企业的营业利润优先偿还债务,不能清偿就破产。它的扩展是:自然先行动。但是它后行动的结果是一样的,自然作为一个参与人的结果是无差异的。
第一阶段是融资,两企业同时行动,彼此不了解对方的融资决策。第二阶段是产出决策,支付函数与支付向量不仅是融资策略的函数,也是产出策略的函数。这个博弈是个两阶段的动态博弈,通过逆向递归法来推导。 关于有关变量,最主要的是企业负债量,其次是企业产量,然后是随机冲击,它服从一个一般的累积分布函数z。支付函数满足一般的特性,在马捷和张维迎的模型中也假定了类似的特性,这个特性可以保证解有良好的性质,便于分析。最后是营业利润,它对于z的偏导大于零。z在0与1之间分布,它取的值越大,营业利润越高。
三、研究的发现
第一种情形是企业为净资产。第二种情形是允许企业负债融资,这样就可研究在第一阶段负债融资给定的情况下,企业的产出策略是什么。然后用逆向递归法讨论在第二阶段的产出均衡给定的情况下,第一阶段融资均衡的负债水平。 企业是完全净资产时的模型比较简单,因为它只是一个单阶段的博弈模型,它的负债融资已经确定为零。那么最大化企业价值可以写成一个分布上的积分,然后对积分求一阶条件,可以得到最优反应函数,由两个最优反应函数,就可以得到纳什均衡解。这里要强调的是,它与古诺均衡解有一点不一样,它不是取决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也即边际营业利润为零,而是取决于它的期望为零,因为假定的是随机变量服从于某一分布。 企业负债融资时的均衡。先假定第一阶段企业的负债融资水平为某一个水平,实际它给定了企业的债务价值。企业在第二阶段的目标是最大化权益的价值。在我的模型中,有一个条件非常重要,即:存在着一个临界条件,使得企业的营业利润恰好能偿还企业的负债融资。如果自然的实现值低于这个条件的话,企业就会破产。我们发现,这个条件跟负债融资的有限责任效应有关系。股东追求的是好的自然条件;在差的自然条件下,股东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 如果企业的负债在提高,那么企业的营业状态也要提高。企业过多的负债融资就会导致企业破产的概率增大。最大化股东的价值,求解一阶条件,可以得到最优反应函数。积分中用的是营业收入减去偿还的债务。解这两个最优反应函数,可以得到纳什均衡。它还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保证最优反应函数是向下倾斜的,从而保证有交点;第二个条件保证纳什均衡是唯一的稳定的。具体可以参见方德格鲁尔1993年关于博弈论的书。他在书中提到,如果你的最优反应函数是向下倾斜的,但是有三个均衡的话,那么中间的那个均衡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均衡,对中间均衡的任何偏离,都会导致偏向上面的或者下面的均衡。 联立解之后,关键要判断其中的符号是正是负。这就取决于第一阶段的负债和第二阶段的产出策略之间到底是正向的关系还是负向的关系,也即如果第一阶段负债融资增多的话,第二阶段产出应该增多还是减少。此外,竞争对手的产出策略和你自己的负债多少的关系。然后根据这些符号来作出判断。 我们可得出两个结果:如果第一阶段负债越多,第二阶段的产出就应该越多;如果对方的负债融资越多,自己的产出就应相应减少。如果z越高,经营收入就越多,这恰好描述了企业的经营杠杆的作用,你越处在一个较好的位置,你的收入增加得越快。dRi/dz=0,即经营风险对经营收入的影响为零,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在产品市场的策略没有关系。 我们在第二阶段的博弈具有囚徒困境的特征。同完全净资产相比,完全净资产负债为零。如果一旦能确定dQi/dDi>0,说明同完全净资产相比,企业在第一阶段负债融资的话,企业的产出策略就更为进醛企业的产出策略更为进取所导致的一个不利的后果,就是两家企业的支付都下降了。但是这是一个均衡的结果,因为两家企业都没有积极性去合作生产垄断的产量。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共同的战略期待性质。一家企业的产出策略越进取的话,另一家企业的最优反应就是减少自己的产量,变得越软弱。一条最优反应函数向外移动的话,它跟另一条反应函数相交的产量是下降的。 第三个特征是,如果在第一阶段负债融资小,那么在第二阶段的产出就应该小,反之如果负债融资多的话,产出就应该多。所以负债融资成为企业在第二阶段产出多少的一个承诺或信号。 然后我们来把这个博弈解完。首先我们解的是第二阶段,那么接着我们来解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均衡产出构成了在第二阶段的求解,这是博弈时的一个约束条件。把均衡产量写成显性的解,这个式子反应了产出是第一阶段负债融资的函数。在负债融资的条件下,第二阶段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企业的价值。一开始最大化的是权益的价值,因为在负债融资条件下,第一阶段的负债融资的价值已经确定。在第二阶段考虑融资与均衡负债水平的时候,要考虑负债的价值,所以最大化的目标是企业的价值。最大化企业的价值在现代金融学里已经谈到了,它是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中的一个标准的假设。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经营者最大化企业的价值的话,所有者就没有必要来开股东会了。 这时要先求债务的价值,再把债务的价值和权益的价值加起来,然后最大化企业的价值,这时候就得到三个预期值。对预期求Di的导数,就得到三项。第一项就是以前第二阶段的一阶条件,或者说最优反应函数;第二项代表的是产量的变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如果其它条件不变,产量的增加有助于企业价值的升高;第三项表示的是战略负债效应,如果i企业的负债决定,那么j企业的产量变化导致i企业的价值的变化。这一项的符号判断为负,所以企业的债务融资增加,导致两个效应,一个为正,一个为负。结果要比较两个效应谁大谁小,然后才能判断到底应不应该负债融资,以及负债融资是多少。 我们可以严格地证明,企业一开始负债融资的话,第二项正项效应比较大,因为净资产时第二项为零,而负项效应比较些这样企业就会不断地融资一直到某一点,使正效应与负效应相抵,这时就是一个最优的融资水平,这样,第一阶段的负债融资和第二阶段的产出水平都决定了。这样博弈运用逆向递归法就解完了。我们证明,企业在第一阶段的负债融资应该是严格大于零的,不管经营风险怎样变化。 然后,是对模型的拓展,我们考虑两个有软预算约束条件的国有企业,它们在产品市场上进行竞争。我们分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无限的能力的证明。第二种情况是国有银行企业。第三种情况实际是前两种情况的一种折衷,讨论的是政府的有限的担保和银行的软预算约束,以及国有企业的在产品市场的产出策略。在这部分运用的仍然是前面的运用框架,只是改变了一些条件而已。这时我们看均衡的结果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是对无限能力的证明。假定软预算约束是政府提供的一种事后担保,这种担保不仅针对国有企业,而且针对银行。比如国有企业在坏的状态下不能偿债,那么国家有义务弥补银行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家始终能提供担保,它是有无限能力的,而且银行也认为国家能提供无限担保,即政府的无限能力是一种共同知识。我们来看在随机冲击的作用下,企业的经营收入会发生那些变动。 由于前面已经在技术上作了详细的说明,这里的分析也是类似的,所以我就不再重复。最终可以得出,最优的均衡结果是100%地负债融资。因为企业在最好的状态zi=1时,它能够支付,而企业在zi为0即临界点时不能支付,但是国家会给它提供担保。所以企业在第二阶段决定产出之后,就要最大化企业的价值,而企业的价值原来是0到1之间的一条曲线,现在变成了一条直线。所以要最大化直线下的面积,只有让直线不断地向上,最终企业的负债融资为100%。而如果企业的负债融资100%,它在第二阶段所采取的产出策略应该是最激进的。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在计划体制下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个金融部门呢?实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不应该引入竞争,因为你有一个独立的金融部门,又引入竞争,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企业处于坏的状态,而企业最优的负债融资为100%,它一旦经营就会破产。所以独立的金融部门以及市场竞争和计划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这时既然政府有无限能力,为什么政府不让企业变成完全资产呢?而且,我们看到计划经济条件下,最差的一个经济状况就是政府100%地出资,然后让企业经营,同时政府又承担经营责任。由于企业即使在不好的状况下仍然不会破产,政府仍然要提供担保,那么有时候政府就会采取一些比如价格控制等手段,来调整企业的经营收入,以减少政府的担保程度。 接下来我们考虑另外一种很极端的情况,就是软预算约束是共同知识的情况。我们讨论在软约束条件下,为什么国有银行体系成为一种必需的制度特征,我们仍用原来的模型,只不过软预算约束的来源改变了,政府希望由自己提供。 在软预算约束是共同知识时,银行贷款数额很少,而且它不愿冒任何风险。如果Ri曲线向下移动,那么Di*、也即银行贷款的数量就会下降。为什么?因为这时候银行知道你不会还,所以它不会贷给你。在Di*时,无论企业状况多么糟糕,银行都可以收回贷款。这时政府要想支持企业发展,就必须要求银行不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只能采用国有银行体系。 考虑的第三种情况是前两种情况的折衷,即一方面政府要提供担保,另一方面要考虑来自银行的软预算约束。这时模型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做的假定是,第一阶段的融资策略是由政府决定的外生变量,即银行是被动地提供软预算约束,政府和企业合谋来决定融资数量。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提供但保。企业追求的是股东权益最大化,侧重的是临界点之上的状态,如果第一阶段给定,那么,第二阶段产出策略的决定的博弈就跟以前是完全一样的。关键在于第一阶段,它的负债融资是竞争性的。 负债融资的现实性有几点,第一,政府有没有足够的担保能力,即政府的类型决定。D0i是软预算约束为共同知识的条件下银行的意愿贷款水平。随着企业负债融资变多,临界点会不断变动;Di线不断向上移动,会使临界点不断提高,也意味着政府提供的担保越来越多。而D0i点之下,政府不用提供担保。假定政府有一定的担保诚意,愿意为企业的亏损负一些责任。假设在Di点政府的有限担保恰好能弥补企业亏损,我就把在D0i到Di之间提供担保的政府称为量力而行的政府,在Di点以上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政府,透支自己的信用。这是一个事前分析。从事后看政府到底属于哪种类型,取决于Ei的最终实现值。
1 康芒斯继承和光大了美国制度分析学派;
2 康芒斯对制序的理解,是与他对人类经济活动的三种划分分不开的。他认为,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三种交易,即买卖交易、管理交易和限额交易。康芒斯己解释道:“买卖交易通过法律上平等的人们自愿地转移财富的所有权。管理交易用法律上的上级命令来创造财富。限额交易则由法律上的上级指定,分派财富创造的负担和利益。”康芒斯认为,这三种类型的交易合在一起构成经济研究中的“运行中的机制(mechanism)”。他说:“这种运行中的机制有业务规则使得它们运转不停;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之为‘制度’(institutions)。”很明显,康芒斯这里所说institutions,显然不是在“制度”的第一重含义上指作为一种“事态”、一种“情形”以及一种已型构而成或建立起来的人们的社会“博弈规则”意义上的“制序(安排)”,而是指institution的第二重含义,即按我们今天区分的那种作为种种组织机构的institutional apparatus(制度机构)。
3 康芒斯就意识到把握“制序”这个词非常困难,他自己明确承认,如果对所谓的“制序经济学”规定一个范围,颇为困难。因为“制序”这个名词意义就不确定。康芒斯(Commons,1934,参中译本上册,页86-87)说:“有时候一种制序似乎可以比作一座建筑物,一种法律和规章的结构,正像房屋里的居住人那样个人在这个结构里活动,有时候它似乎意味着居住人本身的‘行为’。”显然,这里康芒斯所理解的作为人们行为的样式的制度,就与哈耶克所理解的作为一种结果、一种情形和一种人们行事中所呈现出来的诸多“原子事态”中同一性的社会秩序的含义非常接近。康芒斯归结道,制序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集体行动拟制、解放和扩张个体行动”。
4 对从个人习惯(usage)、习俗(custom)、惯例(convention)、先例(precedent),到制度化这一逻辑演进行程的精确分析。